昨天《瑞典日報》(Svenska Dagbladet)專欄作家Lars Ryding寫了一篇名為「譯者才是寫書人」(Det är översättaren som skriver boken)的文章。
中譯整理如下：
“Det är översättaren som skriver boken” (「譯者才是寫書人」)
作者：Lars Ryding
中文翻譯：陳靜芳
說來或許(瑞典)讀者會覺得訝異，不過暢銷書Flyga drake (中譯《追風箏的孩子》)不是Khaled Hosseini所寫，剛出版的續集Tusen strålande solar也不是他所寫。但是書皮和書內頁明明都印有Khaled Hosseini的大名。書背也有。書脊也有。 既然如此，我怎麼能大言不慚的說不是他寫的呢？簡單得很。Khaled Hosseini根本不懂瑞典文。他的確以英文寫了The kite runner和A thousand splendid suns。英文是他的語言。後來書經過翻譯，瑞典讀者閱讀的是譯者Johan Nilsson的語言，瑞典文。Johan Nilsson身為譯者，當然依循Khaled Hosseini的文本，但是文字選擇、語調和層次拿捏，都是譯者Johan Nilsson的巧思與心血。
語言和語言之間並沒有僵化機制的對應關閉，因此每一個字並不是只有一個可能的翻譯或表達方式。(謝天謝地，還好沒有，否則就太枯燥乏味了！)試想，讓三個不同的人將The kite runner翻譯成瑞典文。結果當然是三個不同的文本！類似，但是絕對不同。
將屠格涅夫(Turgenjev)的小說Rudin翻譯成瑞典文的譯者Nils Håkansson在提到新譯這本書時，曾經做了個比喻。我們在觀賞一幅斯德哥爾摩市政廳的圖畫時，看到的並不是真正的市政廳，而是建築師Ragnar Östberg之心血創作的重製品。同樣的，翻譯乃是以一個新的語言，透過個人的詮釋，來重新組織文本。因此Håkansson認為譯本有兩個作者。
書評家如果以「文字生動優美，躍然紙上」來描述某位外國作家，顯然是沒搞清楚狀況了。Christina Gullin在其著作《譯者的聲音》(Översättarens röst)曾提到某瑞典評論家的評語：「文字平衡感大師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在新書中歡慶勝利。」伯吉斯懂瑞典文耶！
任職本報的瑞典著名譯者Caj Lundgren在Gullin的書中，將譯者一職比為鋼琴師。譯者無法更改樂譜上的音符，但是譯者能夠以自己的方式來詮釋音樂。鋼琴師和譯者都是在明顯界定的框架內創作的藝術家。
偶爾在音樂會海報上，鋼琴師名字的字體會比作曲家的名字大得多。但是在書本的世界，可不是這麼一回事。讀者永遠不會看到書皮上這樣寫：
譯者Johan Nilsson著
(書名)Flyga Drake
改編自Khaled Hosseini的小說
這是一個由來已久的辯論議題，我已經聽到出版界傳來哈欠聲連連，對出版界而言，作者才是大明星，譯者只是幕後工作者。
在此筆者希望表示一點異議，畢竟本人也曾經在幕後代打過一些雜工。筆者在此有個不情之請，希望讀者下回在讀到某翻譯書籍且看得津津有味時，能夠至少在心裡對譯者表達一半的心意。至於譯者的名字，只要讀者認真在書上翻找，應該可以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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